文:侯文咏
这是一个神经内科医师的故事。
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,有一次加护病房住进来一个病危的中风病人。
我的主治医师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病历资料,就大胆断言这个病人活不过三天。
我当时年轻气盛,听了很不服气,就挑战他:「要是病人活过三天呢?」
于是我们两个人开始打赌。
我们约定:万一病人在三天之内死了,我就输给主治医师半个月的薪水。
要是病人活过了三天,主治医师同样输我半个月的薪水。
我的主治医师半个月的薪水自然比我高很多,不过一来他经验丰富,二来他当时自信满满,因此我们两个人都觉得这是个公平的赌注。
为了赢得赌注,我使用了强力的降脑压药物、强心剂,甚至大剂量的类固醇。
一忙完其他病人,我立刻跑去照顾老先生。
在我全心全意的照护下,病人的情况大有进展。
我精神大振,到了第三天晚上,甚至彻夜守候在病床旁边。
等到第四天早晨主治医师来迴诊时,我其实已经睡眼惺忪了,可是病人心脏还在跳动。
我微笑着看着他,我知道我赢了。
病人不但平安度过了三天,情况还愈来愈好。
到了第七天,除了没有甦醒的迹象外,病人的脑压已经降下来,心肺功能渐趋稳定。
我告诉家属,病人脱离了险境,但我没有把握病人能不能够醒过来。
我的印象很深刻,家属听了我的说明之后,脸上泛起了一种很奇怪的表情,说不上来那是失望或者是什么。
我本来还保持着一种治疗成功的得意,不过两个礼拜之后,病人一直没有甦醒过来,必须靠着呼吸器维持生命时,我开始不再那么得意洋洋了。
有一次吃完中饭经过等候室时,我听见了病人儿子对着另一个儿子抱怨说:「本来爸爸过世也就算了,现在变成这样每天靠点滴、机器维持生命,光是医药费自付额一天好几千元,一个月下来就一、二十万元。」
他叹了一口气说:「你要是不付钱,人家说你不孝,问题是钱花再多人也不会好。从前的人说死就死了,至少丧礼还能办得风风光光的,哪像现在发明这么多科技,弄得人不死不活的,唉,真不晓得这样下去还要拖多久?」
渐渐,等候室的家属不见了,他们甚至对医院发出的病危通知爱理不理的。
有一次,病人的病情在半夜突然恶化,我们展开急救,并且通知家属。
好不容易终于把病人救回来,没想姗姗来迟的家属不但不感激,反而把我叫到一旁。
「医生,这样三更半夜的,」他脸上充满着不愉快的表情,「如果不是人真的要死了,下一次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叫我们来?」那实在是很令人挫折的经验。
那之后,每走过病床看见病人孤零零躺在那里,我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愧疚感。
有一次我在病床前坐了半个多小时,听着呼吸器的单调的声音,我开始怀疑,会不会是我做错了呢?
老先生又多活了快两个月。
主治医师依约拿来了半个月的薪水。我把那些钱,连同自己半个月的薪水都捐给了专门照顾植物人的基金会。
从那一次开始,我就发誓绝不在病人身上打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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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个神经内科医师的故事。
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,有一次加护病房住进来一个病危的中风病人。
我的主治医师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病历资料,就大胆断言这个病人活不过三天。
我当时年轻气盛,听了很不服气,就挑战他:「要是病人活过三天呢?」
于是我们两个人开始打赌。
我们约定:万一病人在三天之内死了,我就输给主治医师半个月的薪水。
要是病人活过了三天,主治医师同样输我半个月的薪水。
我的主治医师半个月的薪水自然比我高很多,不过一来他经验丰富,二来他当时自信满满,因此我们两个人都觉得这是个公平的赌注。
为了赢得赌注,我使用了强力的降脑压药物、强心剂,甚至大剂量的类固醇。
一忙完其他病人,我立刻跑去照顾老先生。
在我全心全意的照护下,病人的情况大有进展。
我精神大振,到了第三天晚上,甚至彻夜守候在病床旁边。
等到第四天早晨主治医师来迴诊时,我其实已经睡眼惺忪了,可是病人心脏还在跳动。
我微笑着看着他,我知道我赢了。
病人不但平安度过了三天,情况还愈来愈好。
到了第七天,除了没有甦醒的迹象外,病人的脑压已经降下来,心肺功能渐趋稳定。
我告诉家属,病人脱离了险境,但我没有把握病人能不能够醒过来。
我的印象很深刻,家属听了我的说明之后,脸上泛起了一种很奇怪的表情,说不上来那是失望或者是什么。
我本来还保持着一种治疗成功的得意,不过两个礼拜之后,病人一直没有甦醒过来,必须靠着呼吸器维持生命时,我开始不再那么得意洋洋了。
有一次吃完中饭经过等候室时,我听见了病人儿子对着另一个儿子抱怨说:「本来爸爸过世也就算了,现在变成这样每天靠点滴、机器维持生命,光是医药费自付额一天好几千元,一个月下来就一、二十万元。」
他叹了一口气说:「你要是不付钱,人家说你不孝,问题是钱花再多人也不会好。从前的人说死就死了,至少丧礼还能办得风风光光的,哪像现在发明这么多科技,弄得人不死不活的,唉,真不晓得这样下去还要拖多久?」
渐渐,等候室的家属不见了,他们甚至对医院发出的病危通知爱理不理的。
有一次,病人的病情在半夜突然恶化,我们展开急救,并且通知家属。
好不容易终于把病人救回来,没想姗姗来迟的家属不但不感激,反而把我叫到一旁。
「医生,这样三更半夜的,」他脸上充满着不愉快的表情,「如果不是人真的要死了,下一次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叫我们来?」那实在是很令人挫折的经验。
那之后,每走过病床看见病人孤零零躺在那里,我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愧疚感。
有一次我在病床前坐了半个多小时,听着呼吸器的单调的声音,我开始怀疑,会不会是我做错了呢?
老先生又多活了快两个月。
主治医师依约拿来了半个月的薪水。我把那些钱,连同自己半个月的薪水都捐给了专门照顾植物人的基金会。
从那一次开始,我就发誓绝不在病人身上打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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